）为一席，帝与诸宠姬为一席，略相连接，朝罢即从之宴饮，更相劝侑，酒酣殽乱，靡所不至，以是为常。杨氏妇女之美者，往往进御，白白白出入宫掖，不限门禁，至于妃嫔、公主皆有丑声，帝亦不之罪也‘。隋的统一也促进道教的南北融汇，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流。在陶弘景之后，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，已经纳入灵宝、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，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。从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，楼观道士王延前往师之，得其传授三洞秘诀真经；楼观道士侯楷‘行三奔术，诵《大洞经》及《三皇内文》劾召之法‘；以及王延‘校雠三洞经法、科仪戒律飞符箓‘、撰写《三洞珠囊》等事观之，不难发现当时南北融汇的蛛丝马迹。王远知在北方的积极传道，加上受隋炀帝殊宠，对茅山宗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。《隋书经籍志》在谈到隋代受道之法时称：‘初受《五千文箓》，次受《三洞箓》，次受《洞玄箓》，次受《上清箓》。‘
表明上清经法在当时已被确认为上品道法。
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，独轻儒生，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，道士较少。尽管如此，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，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，便抛弃旧的统治者，或者暂时躲进山林，坐以待变；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，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‘当代隋为天子‘，便投靠王世充；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，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；道士魏徵亦‘进十策以干密‘，密‘虽奇之而不能用‘。及密败，魏徵乃随密归唐，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。在隋末道士中，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，故纷纷投其麾下，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。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。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‘天道将改，当有老君子孙治世，此后吾教大兴‘。大业十三年，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：
‘此真君来也，必平定四方矣。‘乃改名平定，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，尽以观中粮资唐军。
唐代道教的勃兴
李渊称帝后，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，遂于武德二年（619）五月，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、天尊堂及尹尊人庙，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，称其瞻仰，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二百顷赐观，仍于观侧立监，置官检校修造，即以歧平定主观事。
三年春，又亲诣老君于祠庭，召见平定及法师吕道济、监斋赵道隆。乃降诏：‘改楼观曰宗圣观，赐白米二百石，帛一千匹，以供观中修补。‘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交往甚密，杨广曾‘亲执弟子礼‘，但在炀帝晚年，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，便又自称‘奉老君之旨‘，向李渊‘预告受命之符‘。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，并赐金缕冠、紫丝霞帔。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，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‘圣人‘，预言他‘方作太平天子‘，要他‘自惜‘。在李世民与其长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，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，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，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，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。《旧唐书王远知传》载：‘太宗登极，将加重位，固请还山。至贞观九年（635），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，并度道士二十七人。‘又降玺书以褒奖之。王远知历经齐、隋、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，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。道士薛颐也是如此，武德（618～626）初，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，他即向其密告符命：‘德星守秦分，正当有天下，愿王自爱。‘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‘置紫府观于九緵山，拜颐中大夫，行紫府观主事‘。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，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，若非系出名门，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。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，神化其统治，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，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，即尊老子叙为始祖，宣称自己为‘神仙苗裔‘。这样，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，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‘奉天承运‘。因此，当歧晖、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，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，便大肆渲染与赞赏。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已。据《旧唐书高祖纪》《混元圣纪》《历代崇道记》等书记载：大业十三年（617），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交战于霍邑，‘会霖雨积旬，餽运不给‘，在即将退兵时，忽有‘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‘告之曰：‘汝当来，必得天下‘。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，‘引师趋霍邑，斩宋老生，遂平霍邑‘。与此同时，据称老君又‘降于终南山，语山人李淳风曰：‘唐公当受天命‘。淳风由是归唐‘。《唐会要》卷五十《尊崇道教》载称：‘武德三年（620）五月，晋州人吉善行于（浮山县）羊角山见一老叟，乘白马朱鬣，仪形甚伟，曰：
‘为吾语唐天子，吾汝祖也，今年贼平后，子孙享国千岁。‘‘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，祠祀其祖老子。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。武德八年，李渊正式颁布《先老后释诏》：‘老教孔教，此土先宗，释教后兴，宜崇客礼，令老先、孔次、末后释。‘明确规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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