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民间道教逐步演变为上层的士族道教以后，道教就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植，隋唐到北宋，道教便进入兴盛时期。其主要特点表现在，这个时期道教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，道士人数大增，道教组织更为强大，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，且规模日益宏大。特别是由于这个时期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，虽然有过五代十国的分裂，但为时不久，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，在唐宋时期也较为繁荣，这就为整个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道教在经过南北朝与儒、释之间的大辩论之后，进一步汲取儒释各家的思想来充实其理论；道教内部的南北不同派别亦互相交融，再加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，使对道教的研究蔚然成风；道教学者辈出，道书数量益增，并汇编成藏，正式刊行；修持方法特别是道教在理论上的大发展，为唐宋道教的一大显著特征。
隋代佛道兼容下的道教
隋王朝的建立，结束了我国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，重新获得了统一。尽管它的统治时间很短，一共不到四十年，但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多为唐所沿袭，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从道教发展史看，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折点，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理论大发展作了准备。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，也与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有关。
隋代虽以崇佛为主，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，实行道佛并容政策。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，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，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。《隋书来和传》称：‘道士张宾、焦子顺、雁门人童子华，此三人，当高祖龙潜时，并私谓高祖曰：‘公当为天子，善自爱。‘及践阼，以宾为华州刺史，子顺为开府，子华为上仪司。‘《隋书律历志》又称：
‘时高祖作辅，方行禅代之事，欲以符命曜于天下。道士张宾，揣知上意，自云玄相，洞晓星历，因盛言有代谢之征，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。由是大被知遇，恒在幕府。及受禅之初，擢宾为华州刺史‘。可见张宾等人正是因为向杨坚密告‘符命‘，才‘大被知遇‘而受到提拔重用的。焦子顺也是如此。《唐会要》卷五十《尊崇道教》载：‘隋开皇八年（588），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，告隋文受命之符，及立，隋授开府柱国，辞不受。常咨谋军国，帝恐往来疲困，每遣近宫置观，以五通为名，旌其神异也，号焦天师。‘可见焦子顺也是因曾向杨坚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，以至军国大事常要和他商议。为避免其往来疲困，又特在皇宫附近建立五通观供其居住，并尊之为天师，其恩遇之隆，可想而知。建国之初，不但重用焦子顺、张宾等道士，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‘开皇‘，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。杨坚又造道观、度道士，以扶持道教发展。开皇元年（581），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。‘迁都龙首原‘时，‘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，名曰玄坛，度道士二千人‘；又下令重修楼观宫宇，度道士一百二十人，并亲幸道场以表崇奉。特置玄都观，以‘田谷十老‘之一的楼观道士王延为观主，并于开皇六年亲自召见延于大兴殿，以提高其声望。开皇七年又为道士吕师立清虚观和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。八年征道士孟静素至京师，居至德观；又征魏郡道士仇岳至京都。杨坚晚年，更是‘深信佛、道、鬼神‘，开皇二十年，专门下诏禁止毁坏佛、道等神像，违者‘以不道论‘或‘以恶逆论‘，反映了他对佛道二教的关心和护持。综上可知，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zhan有重要地位，杨坚执政期间，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。
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，既笃信佛教，又利用和扶持道教，史称‘大业中，道士以术进者甚众‘。当其还在作晋王时，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，请受道法，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。《隋书徐则传》载其召徐则的手书中，有对徐则以‘商山四皓‘和‘淮南八公‘相期之语，便是这种意图的流露。同书又称：‘时有建安宋玉泉、会稽孔道茂、丹阳王远知等，亦行辟谷，以松水自给，皆为炀帝所重。‘王远知是茅山宗的宗师，杨广即位之后，于大业七年（611）召见，并以帝王之尊，‘亲执弟子之礼‘，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。杨广的崇道之笃，可想而知。此外，又将道士薛颐‘引入内道场，亟令章醮‘。将道士马赜‘引入玉清观，每加恩礼，召令章醮‘。大业八年，他还诏请蔡天师法涛、李天师法超住衡岳观焚修，兴行道法，衡州府库田畴什物，并赐观用。据《历代崇道记》称：‘炀帝迁都洛阳，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，度道士一千一百人。‘建立崇玄署，设令丞，加强对道、佛二教的管理；又于内道场集道、佛经，别撰目录。史称炀帝‘以天下承平日久，士马全盛，慨然慕秦皇、汉武之事‘，迷信金丹，幻想长生不死。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，便‘为之作嵩阳观，华屋数百间，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，位视三品，常役数千人，所费巨万‘；‘在两都及巡游，常以僧尼道士女官（冠）自随，谓之四道场‘。并仿照‘仙山琼阁‘在宫内兴建西苑，‘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，敕燕王倓与钜、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，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官（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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