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的科道官，有许多不同的称谓，每一种称谓，都有其由来。
科道指的是内部的划分，为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，二者又称风宪官，其名源于风闻奏事之权，意为执掌法度之官。
再往前回溯，给事中和御史，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。
给事中原为侍宫中事，以备顾问，至隋唐立三省六部，给事中归于门下省，始掌封驳之权，负责审议封驳诏敕奏章，可驳正百司奏章，由此衍生出对六部百司的监察之权。
和给事中不同的是，御史之官，自秦始置，便是监察官。
先秦之时有史官，为侍史，负责记录国君同臣下奏对之言，因其长久熟悉朝政，善于收集消息，渐成国君监察臣下之官职，这便是御史纠察官邪，监察百司的权力来源。
最初的官制当中，设监官与谏官，监官为御史，归御史台，掌弹劾、纠察官员过失诸事。
至于谏官之职，据传源于上古舜帝之时，有纳言，负责向君上呈递下情，提出君上之过，予以匡正，秦汉时设谏议大夫，专司谏君上，议朝政。
唐时谏官和给事中一同归于门下省，至宋时，专设谏院，职权进一步加强，掌纠弹之权，负责谏诤皇帝，绳纠宰相，更有风闻奏事之权。
但是，随着制度的逐渐完善，监官和谏官的职权开始相互侵夺，宋时虽设谏院，可为防宰相控制谏院，谏官皆由皇帝亲自选拔，进而成为皇帝制衡宰相的手段。
如此一来，监官和谏官便渐渐合流，有台谏合一的趋势。
这种趋势，在大明建立后，最终确立。
太祖皇帝立国，不在区分谏官，监官，而是设六科十三道，一察朝廷六部，一掌天下之事，然而无论是给事中还是御史，皆有风闻言事，纠弹百官，谏诤皇帝之权。
所以这件事情，难就难在这里。
原本，宋代之时，御史监察百官，但因其本身归宰相管辖，所以监察范围兵部包括宰相。
为了应对这种状况，谏官才独立出来，虽仍归于宰相，但是因其有谏诤之权，能够以下驭上。
这种权力，在皇帝的刻意引导之下，逐渐用于百官之长的宰相身上，成为皇权和相权斗争的利器。
当初大明立国，设御史以小驭大，也有此意。
但是，谁能料到，太祖陛下因为胡惟庸一案，撤中书，废宰相，使得自秦以来的宰相制度彻底消失。
如此一来，谏官失去了目标，谏诤之权，自然重新用到了皇帝的身上。
平心而论，谏官自先秦时代始设，绵延至今，虽然名称官职多有变化，但是，谏诤之权始终存在，自然有其道理。
皇帝并非圣人，肯定有犯错的时候，所以，皇帝也需要在他面前，能够不阿谀奉承，敢于说真话的人存在。
御史存在的意义旨意，便是能够直言谏上。
这一点，就连当初太祖皇帝也是认可的，不然的话，他老人家不会如此优容科道，时常强调要通畅言路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谏诤皇帝并不是错，只管谏诤皇帝，才是错。
想来，这也是天子刚刚那番话的意思。
沉思了片刻，陈镒开口道。
“陛下，谏诤君上，风闻奏事，监察百司，乃是科道言官之本分，依臣之见，如今言官之问题，如陛下所说，在对百司监察不严，对权贵有所畏惧，过分关注天家之事，另有少数人，以风闻奏事之名，不察实情，滥加弹劾。”
“故此，臣以为要解决问题，当提振言官信心，保持监察百司之权，不受外力干扰，言官行使职权，不受权贵报复。”
“同时，加强对言官的考核，许风闻奏事，但不许仅凭只言片语，妄下定论，更不可邀名买直，宫中之事，若不涉朝局，不违典制，言官不可借此故意触怒君上，以求直名。”
“如此数管齐下，当可有所效果！”
作为风宪官的大头目，陈镒的这番话，只能算是中规中矩。
甚至于，仔细去听就会发现，他的核心意思，其实还是要加强言官的职权，保持独立性，在此之上，才是对言官的限制。
然而，闻听此言，一旁的王翱却皱眉摇了摇头，道。
“总宪此言，有些过于保守了。”
“提振言官信心，固然是要的，但是，这话说着容易，做着却会遇到困难重重。”
“保持监察百司之权，不受外力干扰，如何保持？”
“言官行使之权，不受权贵报复，又该如何保证？”
“还有，风闻奏事和仅凭只言片语妄下定论如何判定，言官言事，是否为邀名买直，又如何判断？”
“若有言官仍旧只奏宫中之事，该如何处罚？”
“这些问题若不解决，总宪所言，便是空谈矣！”
朱祁钰坐在御座上，看着王翱抛出来一个又一个的问题，眼中浮起一丝笑意。
看来，陈循对王翱的弹劾，也不是没有效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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